泓水之战及其历史意义

发布时间：2022/2/10 10:53:48 来源：联系我们果博东方有限公司客服电话15906919998（北京区）作者：Admin 阅读：0

泓水之战是春秋时期（公元前638年）发生在柘城北部的一场著名战役。

春秋时期，中原地区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去世后，各国诸侯顿时失去了一匡天下的领导人，成为一片散沙。齐国因内乱而中衰，晋、秦也有各自的苦衷，暂时无力过问中原。这样，长期以来受齐桓公遏制的南方强国——楚国，就企图乘机进入中原，攫取霸权。楚国的北进，引起中原诸小国的忐忑不安，于是一贯自我标榜仁义的宋襄公，便想凭借宋为公国、爵位最尊的地位以及领导诸侯平定齐乱的余威，出面领导诸侯抗衡楚国，继承齐桓公的霸主地位，并进而伺机恢复殷商的故业。可是在当时，宋国的国力远远不敌楚国。宋襄公这种不自量力的做法，造成宋、楚间矛盾的高度激化。楚国对当年的齐桓公是无可奈何的，但对付宋襄公却是游刃有余。所以它处心积虑要教训宋襄公，最终导致泓水之战爆发。

泓水之战作战图

宋襄公雄心勃勃争当盟主，但毕竟国力有限，只能单纯模仿齐桓公的做法，以“仁义”为政治号召，召集诸侯举行盟会，藉以抬高声望。可是他的这套把戏不仅遭到诸多小国的冷遇，更受到楚国君臣的算计。在盂地（睢县西北）盟会上，宋襄公拒绝事前公子目夷提出的多带兵车，以防不测的建议，轻车简从前往，结果为“不讲信义”的楚成王手下的军队活捉了起来。

楚军押着宋襄公乘势攻打宋都商丘，幸亏太宰子鱼率领宋国的军民进行顽强的抵抗，才抑制了楚军的攻势，使其围攻宋都数月而未能得逞。后来，在鲁僖公的调停之下，楚成王才将宋襄公释放回国。宋襄公遭此奇耻大辱，愤愤难平。他既痛恨楚成王的不守信义，更愤慨其他诸侯国见风使舵，背宋亲楚。他自知军力不敌楚国，不敢兴兵雪恨，而是把矛头指向臣服于楚国的郑国，决定兴师讨伐，挽回自己曾为楚国囚俘的面子。大司马公孙固和公子目夷（宋襄公的庶兄）都认为攻打郑国会引起楚国出兵干涉，劝阻宋襄公不要伐郑。可宋襄公振振有词：“如果上天不嫌弃我，殷商故业是可以得到复兴的。”执意伐郑。郑文公闻宋师大举来攻，立即求救于楚。楚成王果然迅速起兵伐宋救郑。宋襄公得到这个消息，才知道事态严重，不得已被迫从郑国撤军。周襄王十四年（公元前638年）十月底，宋军返抵宋境。

这时楚军犹在陈国境内向宋国挺进途中。宋襄公为阻击楚军于边境地区，屯军泓水（今远襄北）以北，以等待楚军的到来。十一月初一，楚军进至泓水南岸，并开始渡河，这时宋军已布列好阵势。右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：“彼众我寡，可半渡而击”，襄公拒不同意，说仁义之师“不推人于险，不迫人于”。楚军渡河后开始列阵时，公孙固又请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混乱、立足未稳之际发起进攻，襄公又不允许，说：“不鼓不成列”，直待楚军列阵完毕后方下令进攻。由于楚军实力强大，经激战后，宋军大败。宋襄公亲军全部被歼，襄公自身亦受重伤。战后国人皆怨襄公指挥不当，而襄公并未认识自己的错误，向臣民辩解说：“古之为军”，“临大事不忘大礼”，仁人义士不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，不俘虏头发斑白的老兵，不阻敌于险以取胜，不攻击未列阵的敌军等等，认为自己遵守古训行事并无不当。泓水之战就这样以楚胜宋败降下帷幕。次年五月，襄公伤重而死，宋的霸业也随之消失。

泓水之战规模虽不很大，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却具有一定的意义。它标志着商周以来以“成列而鼓”为主要特色的“礼义之兵”行将寿终正寝，新型的以“诡诈奇谋”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正在崛起。所谓的“礼义之兵”，就是作战方式上“重偏战而贱诈战”，“结日定地，各居一面，鸣鼓而战，不相诈”。它是陈旧的密集大方阵作战的必然要求，但是在这时，由于武器装备的日趋精良，车阵战法的不断发展，它已开始不适应战争实践的需要，逐渐走向没落。宋襄公无视这一情况的变化，拘泥于“不鼓不成列”、“不以阻隘”等旧兵法教条，遭致悲惨的失败，实在是不可避免的。这正如《淮南子》所说的那样：“古之伐国，不杀黄口，不获二毛，于古为义，于今为笑，古之所以为荣者，今之所以为辱也。”

泓水之战中，尽管兵力对比宋军处于相对的劣势，但如果宋军能凭恃占有泓水之险这一先机，采用“半渡而击”，先发制人，是有可能以少击众，打败楚军的。遗憾的是，宋襄公奉行“蠢猪式的仁义”（毛泽东语），既不注重实力，又缺乏必要的指挥才能，最终覆军伤股，为天下笑。

宋国臣僚中并非都像宋襄公这般迂腐。公孙固等人的头脑就很清醒。他们关于乘楚军半渡泓水而击的方略和乘楚军“济而未成列而击”的建议，体现了“兵者，诡道”、“攻其无备”的作战思想，从而为后世兵家所借鉴。如孙子就把“客绝水而来，勿迎之于水内，令半济而击之”，定为“处水上之军”的重要原则之一。历史上以“半渡击”取胜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，柏举之战中夫概清发水半渡击之，大败楚军就是典型一例。

泓水之战的结果使得宋国从此一蹶不振，楚国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，春秋争霸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。

宋郑大棘之战

大棘之战旧址位于安平镇大毛村。大棘之战发生在公元前607年，郑国和楚国结盟之后为了争夺中原霸权，同宋国在大棘（今安平镇西南一带）展开一场著名的战争。这场战争的旧址，即在今大毛村一带。此地靠近涡河，地势低洼，面积约为15平方公里。该区域内有战国墓群、楚太子墓和伍员钓鱼台遗址。1975年商丘市文物管理部门在此发掘了12个战国墓葬，出土115件兵器及青铜制品，结合县志记载这里很可能就是大棘之战古战场遗址。据《左传》载：春秋战国时的鲁宣公二年（公元前607年）春天，郑公子归生在楚国接到军令，合力攻打宋国，宋国派大将华元、乐吕出征迎敌。临战前，华元杀羊犒劳士兵，而他的赶战车的车夫羊斟却不在犒劳之列。作战时，羊斟赶着战车投降郑国。宋国士兵狂狡与郑国人交战，郑国兵跌入井内，狂狡把戟柄插入井内让郑国兵出来，结果狂狡反而被郑国兵俘去了，大棘激战的结果以宋军惨败而告终。华元被郑国俘虏囚禁，乐吕被杀。郑国缴获战车460辆，俘虏士兵250人，杀死100人，割掉宋国士兵左耳100个。大棘之战是宋国继泓水之战后，没有认真吸取失败教训，仍然因循固守旧制军规，任用平庸无才的将领，赏罚不明，滥施仁义，违背战争之道，导致惨败的又一战例。

关于大毛遗址，从出土文物看，这里一定是一处战国时期的古战场，但未必是大棘之战。其原因有三：一是地理位置不对。我们知道，在春秋时期，柘城归属陈国。当时陈国为楚所灭，柘城随着陈国的灭亡而归属楚国。公元前638年11月，宋、楚两国发生了著名的泓水之战，而泓水之战的古战场在今远襄镇北侧的小沙河附近，这里是宋、楚两国的交界，而大毛村深入两国交界的西南30公里。二是宋国不可能出兵在别国领土内被动应战。春秋后期，虽然宋襄公一心想称霸诸侯做盟主，但从国力来讲，宋国在当时是弱国。无论从各个方面，其国力都难与楚国相比。而大棘之战发生在泓水之战后30年，大棘之战虽然是郑国与宋国之间发生的战争，但楚国与郑国是盟国，是郑国的坚强后盾，宋国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。他们怎么可能深入到敌国的国境，去打一场没有必胜把握的战役呢？三是宋郑大棘之战应该在宋、郑两国交界处。试想，郑国当时是挑衅国，而宋国是出于应战。宋国人不一定让郑国军队深入腹地才应战，因此，大棘之战的准确位置应在宋、郑、魏三国交界处。据清宣统三年的《宁陵县志》记载：大棘“在今宁陵县西南四十里处的己吾城附近。春秋时期，大棘城，属宋地。”而据《后汉书》记载：“己吾，有大棘乡。有首乡。”大棘乃己吾县所辖之乡，有大棘城。《史记》中也记载：“大棘在宁陵县西南七十里。”

孔子周游列国途径株野，派子路问津

子路问津的故事发生在是春秋时期（公元前492年）。据载，孔子率弟子门人周游列国，从宋国（今商丘）去郑国（今新郑）途径株野，在刘家沟被河流所阻。刘家沟是历史上的黄河的支流，经过多次改道变迁，今在洮河近处，即胡襄镇刘户村西。孔子一行数人见河水滔滔，不知渡津在何处。子路前去问路，见一老者身背鱼篓、手提长叉前行，只听那老者且行且歌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浊我足！”子路上前施礼问讯，那老者不理睬，竟唱着歌走了。

子路转过一处地方，见那老者正给另一位年岁稍小的大汉并肩拉犁耕地，就又上前施礼问路。那大汉直起腰来说：“鲁国的孔老夫子号称圣人，他自己应该知道渡口之所在，何必问我等农夫！”子路又向那老者施礼问讯，老翁说“乱世哄哄，已遍天下，何人能够治平？”说罢，二人埋头犁地，不再与子路说话。此二人即是春秋时期的避乱隐士长沮和桀溺。今在柘城故城北有二丘，即是长沮、桀溺之墓。相传城北有二人耕种隐居处。孔子听了子路的汇报，叹道：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若不同人群相处，又与何相处呢？倘若天下有道，我又何必率弟子四处奔波以救众苦呢？”说罢，只好率弟子沿着河堤向南行至胡襄北处有小桥过了河。

泓水之战及其历史意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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